华文出版社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来到元朝时期的中国经商。17年后，他带着关于元朝的富庶与强大的回忆回到故土，并在机缘巧合下口述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引发了无数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与好奇，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极佳的幻想素材。从奈飞（Netflix）的《马可·波罗》电视剧，到中意合作的动漫《马可·波罗回香都》，人们以各种新颖的方式，演绎着这位几世纪前的西方来客在东方文明中走马观花的奇妙经历。

马可·波罗的事迹早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然而，许多中外学者，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却一直存有怀疑。在这些怀疑者中，观念最成系统且影响最广泛的，当属英国学者吴芳思。她认为，马可·波罗对诸多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没有记载，这很不正常。

其实，详细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部分象征中国的事物未曾被马可·波罗记录下来，反而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且真实呈现了当时元代社会的世象。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华文通史”系列丛书之一《解元：他们的元朝》对这个争议问题进行了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一行在进入元朝时没有看到地上“蜿蜒数千英里”的长城，这很可疑。然而，在之前的宋、辽、金对峙时期，作为汉地和游牧民族分界线的长城，基本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西夏、辽及金王朝境内。此时长城业已丧失防御功能。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并无修葺长城的必要，旧有的土质长城大多处于废弃状态。这些王朝对北方的蒙古诸部落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是掘地为壕堑，以确定边界和限制游牧骑兵。如蒙古未统一之前，依附于金王朝的汪古部便承担着守护界壕的职责。

到了元代，军事上不以消极防御为主要方针，元廷对于修筑城墙等防御性建筑尚且轻视，更不用说重修一条在他们看来了无用途的地面长城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万里长城，是明王朝在和北方鞑靼、瓦剌等部落的军事对抗中重新修筑的。如此，在忽必烈时代来华的马可·波罗，自然无法对长城有深刻的印象。

再如，游记中，马可·波罗没有提及筷子，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然而，就马可·波罗的身份来说，他是忽必烈的宫廷外围侍从，结交对象应该大多是蒙古、色目贵族，这些贵族饮食多使刀具，鲜用筷子。与其时代相近的使臣柏朗嘉宾注意到，蒙古人经常吃肉，他们的餐具主要是刀叉。在成吉思汗统治中期出使蒙古大营的高丽使者也发现，“蒙古之俗，好以铦刀刺肉”，割肉而食在北方地区甚至成为竞相效仿的饮食风尚，所谓“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这种情况下，马可·波罗忽略筷子便无可厚非了。

另外，作为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另一种商品，茶叶也被马可·波罗忽视了，这令不少人觉得奇怪。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虽然饮茶习俗风靡大江南北，但当时的蒙古上层贵族还是以马奶子、葡萄酒、米酒、蜜酒和舍里别（用果木之汁煎制而成的）为主要饮料。一般认为，进入14世纪以后，蒙古人才逐渐饮茶成习，而这时马可·波罗早已离开了元朝。

蒙古人好宴饮，国家大事都在宴会上讨论决定，这种习惯在忽必烈时演变为盛大的“质孙宴”（也称诈马宴）。马可·波罗虽然忽视了茶叶，对这些宴饮中的礼仪习俗倒是多有描述，且他的说法可以与传世史料互相印证，其中细节绝非道听途说者所能描摹。

事实上，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的质疑，大多是建立在他的游记没能全方位地准确描述元朝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求全苛责了。马可·波罗来元朝时，他的身份并非旅游者，也不是历史学家，未能全面兼顾情有可原。他作为商人来到元朝，在与忽必烈接触后，承担了宫廷斡脱（官方商人）和外围宫廷侍从的职责。他关注的，自然是纸币、物产、货贸之流的事情，以及或许和他的生意相关的盐业、税务方面的事务。

至于为何卷帙浩繁的汉文史籍中没有留下马可·波罗的名字，其实也不难理解。虽然马可·波罗在西方闻名遐迩，但在元朝，他不过是数万来华的异域商人之一，是忽必烈众多侍从中的普通一员。至于他自称担任过扬州总管一职，那不过是夸大吹嘘。这样一个并无官职和功绩的西方人，在元朝史册中自然无法留下浓墨重彩。

然而，正如雁过留声，风过留痕，历史常常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位位人间过客存在过的痕迹。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在卷帙浩繁且早已散佚的《永乐大典》中，曾发现一条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重要公文。

公文中说，忽必烈派遣三名使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侍奉一位公主前往伊利汗国与阿鲁浑大王成婚。无独有偶，马可·波罗也自称是跟随成亲使团取道海路前往波斯的，他记录的三位使者的名字，与《永乐大典》中的记载完全吻合。至此，马可·波罗离开元朝的行程、方式、时间得到确认。透过这短短的只言片语，我们仿佛可以远远眺见几个世纪前马可·波罗回乡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