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精彩书评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2015-11-23
内容简介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此后，作者在不同场合反复呼吁、强调。全书围绕教育、学术、民间思想、农村变革、社会思潮和鲁迅研究等主题展开条分缕析的阐述。这其实也是作者对自己一直坚持的教育、学术和民间活动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作者旁征博引，思想纵横捭阖，洋溢着思想的光芒，发人深省。作者所倡导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变革模式，其背后的理念不仅深刻，而且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本书在沿袭了作者以往著作风格的基础上，更结合当下的热点进行了剖析，是思想性、现实性兼得的力作。
作者简介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目录
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代前言）
辑一静悄悄的教育变革
3 做有限的可以做的事情
14 附：2012年9月8 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18 他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
24 共同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
30 打工子弟教育的意义和贡献
33 校园里没有诗意味着什么
辑二学术研究的新创造
39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48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前言
53 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
56 《幸存者言》自序
59 纪事
77 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85 当今的中国呼唤思想家、哲学家
90 “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
99 一本逼人深思的书
106 为历史作证
109 摆脱固定思维，用笨功夫做学问
辑三民间运动和农村变革
121 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137 寄语“第三届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的青年朋友
153 我的祝愿
154 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
159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
辑四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变革
167 大陆批判知识分子的困惑
170 面对“中国崛起”，我的警惕与焦虑
辑五开掘不尽的鲁迅资源
189 鲁迅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命运
198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214 “我们现在需要鲁迅”
220 《活着的鲁迅》自序
224 重新体认鲁迅的源泉性价值
229 鲁迅谈民国
234 “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
辑六精神流浪汉的历史命运
239 “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
245 努力地去“明白做人的道理”
249 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它的命运
辑七余论：短文集纳
257 且作一呼
261 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读后
262 戴明贤《物之物语》书后
263 龚姐，一路走好
267 寄语《星火》青年朋友
269 我的读后感
272 《周作人传》再版前言
274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魅力人物”获奖感言
后记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或个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
“相对于人民的力量，国家的权力逐渐变弱”。而中国大陆，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强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依仗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相对优势，对内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极大地加强思想和社会的调控；对外，无论是对台湾地区，还是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也大打经济牌，相信经济决定一切，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优势。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我们的活动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大陆批判知识分子的民众基础在哪里？韩国有强大的人民运动，是我早已知道的；而我必须提出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民众根基的问题。当下中国有三大民间运动：一是底层的维权运动，二是网络民主运动，三是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运动。
提出真假改革的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几乎无人不谈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因此，我们必须分清：每一个改革的口号和旗帜下，其动力是谁？它要达到什么目的？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中国的复杂性，就在于现在这三种力量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因此，也就有了出于不同动力和目的的三种改革。
我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经历，和我们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从事学术研究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言”。
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我的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相应的写作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命名。
（一）
1978——1989年，是我的第一个十年，是生命与学术的探索、开拓期。其代表作是《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其命名也只有一个：“历史的中间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的概念，直接来自作为研究对象的周氏兄弟，也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时代思潮、氛围相契合。
这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的觉醒与发现：身处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解放，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先验的前提的时代大潮里，既有一种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以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却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同时发现的是自身在学术上的尴尬地位：一方面学术发展的客观情势要求担当承上启下的责任，但因自身知识结构的先天缺憾而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在明确意识到能做、能达到什么，不能做、达不到什么以后，就有了对自己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基本估计，因而与鲁迅的自我认定产生共鸣：“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由此而决定了学术研究的自我惩罚性与反省性的品质。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还债，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因此，八十年代的思考与研究始终围绕两个中心，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二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由此而形成两个基本观念与立场：对任何时候、任何形态出现的专制主义，都坚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构成了我此后一生做人与做学问的底线。
同时产生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认定自己的学术与文化使命就是充当沟通“鲁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与“青年”（不仅是青年学生，也包括青年学者）之间的“桥梁”，不仅以极大的激情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以教师为自己第一天职，而且期待与促成后来者对自己的超越，并坚持一生。
另一面，又自觉地压抑自己的民间野性，渴望取得学院学术体制内的发言权，也因此而不断自责。
（二）
1990——1997年，是生命与学术的沉潜期。代表作也是三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在九十年代的时代政治低气压与经济的畸形发展中，我的思想由启蒙主义进入了怀疑主义的时期，可以说是潜入到了时代、社会、历史与自我生命的深处，对其中的观念，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省、反思，同时又在质疑中坚守精神追求与学术创新。
这一时期也只有一个命名：“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首先是一个自我发现：青少年时代在一个封闭的，却又是充满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成长，由此而养成堂吉诃德的气质，以及曾经受到压抑，在八十年代重又唤醒的哈姆雷特精神，构成了我自己这一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九十年代的这一次的自我发现，是发生在国际苏联、东欧事变与国内政治风波的大背景下，是围绕着“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中心课题展开的，因此，它的着重点，必然集中于对堂吉诃德精神与气质中的负面的反省和反思，对乌托邦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启蒙主义、精神皈依、斗争哲学、追求“历史合题”的哲学观、世界观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质疑。可以说，这是哈姆雷特精神的复活、坚守与发展。或者说，是用哈姆雷特精神进行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并且具有深度的思想清理，而且是紧密结合着自身的经历和生命体验进行的，因此，这又是一次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是对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挣扎，它既有血有肉，又力图有所超越，成为存在论的追问。对我个人而言，这还是和曾经的精神之父毛泽东终于到来的告别。因此，同时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与体制的质疑和批判。而这一切反省和反思，又转化成了专业的学术课题：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两个文学典型在世界范围内的东移；同时具有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的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曹禺的个人生命、戏剧生命的历程；1948年历史巨变中，中国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们的艰难选择。我所要追求的，是思想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这是一个思想与学术难题，也因此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之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并收获了“丰富的痛苦”。
（三）
1998年——2002年，这是我的生命与学术的突围期。它发生在两个背景下：首先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经济改革，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逐渐显露出了其内在矛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以新权贵阶层为中心的强势利益群体，以及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而知识分子也因此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变化：在终于取得了学院学术体制内的发言权的同时，内心的自责与孤独感却日见强化。特别是当整个知识界，特别是我视为精神基地的北大，发生了失精神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危机，曾经被我自觉压抑的内在野性、民间性，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就爆发出来，并和学院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我终于决定要破门而出，在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中扩展思想和学术发展的新空间，重新回到民间社会寻找新的精神基地，形成上、下的互动。因此，在自我生命的历程上，这又是向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这样，也就必然要搅乱多年苦苦追求，并且已经习惯了的单纯的学者的宁静生活，将自己放在时代漩涡中心的位置。这是我的自觉选择，也就自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麻烦、混乱，尴尬与痛苦。在失去单纯和宁静以后，我的自我命名，也就变得复杂起来，大概有四个命名。
首先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我曾经说过，就自己的本性和所受家庭教育而言，我是最醉心与适应教师和学者生活的；但我受的革命教育、鲁迅影响、在贵州的底层生活、文革经历，和我的易冲动的个性，又有当战士的欲求。因此，在我1978年走上学术道路时，就面临“做学者，还是当战士”的矛盾。在经历了纯粹学者的生活以后，九十年代末重新面对这一矛盾，就有了更为成熟的选择：依然是从鲁迅那里找到资源，所谓“精神界战士”，他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事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战士，他所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所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这样，学者与精神界战士之间就获得了内在的统一：同样以精神现象作为自己的对象，学者从事学理的探讨，历史的考察；而精神界战士则关注现实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后者则将前者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力量。我所希望的，就是把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功能集于一身。
其二，是“真的知识阶级”。这首先是出于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两个自我反省。一是对中国社会的两级分化，我应负什么责任的追问。我不无尴尬和愧疚地发现，自己和中国的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自下而上的单一的改革路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十数年来，我们事实上是处于自恋与自怜状态，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社会职责，甚至日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欲求和能力。与此同时，我又反复追问自己：在自我生命和学术发展的前两个历史时期，努力摆脱革命意识形态对自己的消极影响和束缚，自是十分必要，但是不是又发生了“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的失误？正是在以上两个痛苦的追问中，同样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里的，革命年代所培育的，又为历史的血腥所歪曲与遮蔽了的精神，经过批判、清理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浮现出来，诸如消灭一切人压迫、奴役、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强烈的社会实践欲求，等等，都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得到激活与释放。这正是我1997年决定突围的内在原因。
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大分化，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更是把时代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正是在以上内在生命的需求和外在环境的变化推动下，我对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既是对研究对象鲁迅的发现，也是一个新的自我发现。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有两个基本内涵。首先是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作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其二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可以说，在中国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内部分化中，我终于在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一方面，我将永远站在强权政治和体制（不管它们打着什么旗号）的对立面，不管中国如何发展，在任何时代与社会，我都将处于边缘位置。我承认，这是由我内在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彼岸关怀，无政府主义倾向所决定的。同时，在现实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结构里，我将拒绝充当国师、幕僚、智库、社会反抗运动组织者、骨干、领袖、导师的角色，而坚持以个体介入的方式，从自己的理想、信念出发，以鲁迅的韧性精神，不断发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并做力所能及的基本的思想、文化、教育建设的小事情，同时，又清醒于自己的思想、行为的限度和局限，只顾耕耘而不问收获。
在确定了这样的基本立场以后，我又给自己两个命名。一是“幸存者”，这就是在本书《自序》里所说的，以躲过历史浩劫，而又具有一定发言权的学者应有的历史责任感，书写被强迫遗忘的历史，挖掘被淹没的历史精神。二是“思想者与实践者”，在思想者的不妥协的批判与实践者的必要的妥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思想者的“想大问题”与实践者的“做小事情”结合起来。这一时期的社会介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就是先作为教育思想者，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尖锐的批判，以后又作为实践者亲自主持编写《新语文读本》，并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学的理论探讨和建构，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在这两方面，都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写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学术随笔，如《压在心上的坟》、《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等，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使影响超过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学术研究在第二阶段曾经走出以后，又回到了周氏兄弟这里。代表作是《话说周氏兄弟》、《和鲁迅相遇》，以及《走进当代的鲁迅》里面的几篇论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对现代化诸问题的历史回应》、《鲁迅与20世纪中国》等）。这一时期周氏兄弟研究的重心转向鲁迅，而且对九十年代提出的思想、文化问题有更自觉的回应。其重点在发掘和阐释鲁迅的核心思想和概念：一是“立人”，由此而展开鲁迅对建立中国“近世文明”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思考；二是“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由此展开鲁迅对知识分子道路的独特探索。所追求的依然是学术和自我、时代精神与问题三者之间的契合。
（四）
2002年退休以后，自我生命和学术才逐渐达到进退自如的境界，进有新的开拓，退则自有坚守。我曾经多次说过，退休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解放。首先它使我在最大限度上摆脱体制的限制，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同时又摆脱了专业的限制，可以自由突进到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当中国在职的学者越来越陷入体制化与专业化的学术与心灵的桎梏，并难以自拔时，我却获得了相对的，当然也是有限的自由。我甚至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而我在前一阶段所作出的“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和“真的知识阶级”的选择，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有限度的实现。我在退休以后，作出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自觉地从学术中心位置退出，远离学术界，远离北大，对所有学术的，社会的，政治的群体，都保持距离，真正将自己边缘化，同时以纯粹个人的身份，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意愿，参与社会、学术、政治活动，并保持最大的独立性，竭力维护随时可以介入，又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掌握好若即若离的度。
正是在退休以后，我的社会关怀得到了新的扩展。主要有四大块。其一，前一时期已经开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自下而上的参与，不但有新的深入，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倡导和实践，更有全面的开拓：由中学进入小学，由城市进入乡村，由学校教育进入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在实践的基础上，又作出了理论的探讨与创造，写有《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做教师真难，真好》、《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等三大著作。其二，主动参与了对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推动，并进行了志愿者文化的理论创建，写有《致青年朋友》等著作，在志愿者和当代大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和八O后、九O后的青年建立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联系。其三，以贵州为基地，通过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推动，参与西部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其四，以思想、文化、学术随笔，以及时事政治评论的方式，对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回应，作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不少文章都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除五部《退思录》外，还写有《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一书，这是可以看作是对于时代的现场记录的。
我自己最为看重，也用力与用心最多的，是学术研究。尽管基本退出学术界活动，但对自己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的热情不减，写有《鲁迅九讲》、《鲁迅作品十五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钱理群讲学录》、《论现代文学研究》等专著，在研究视野与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显然有了重大转移，即由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了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三大重要成果：已出版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开创了民间思想史研究的全新领域；在大陆、台湾两地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新的尝试；刚完稿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行新的创造性的实验之作。
退休以后的以上所有的活动与写作，无论是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志愿者运动，参与地方文化研究，还是开拓民间思想史研究，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自觉地加强了自我生命与学术研究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于是就有了“漂泊者和坚守者”的自我命名。所谓“漂泊者”，即是远离本土，在远方发展；而“坚守者”则固守本土。这本是人的两种生命形态，生命选择，也是两种心理欲求，事实上是并存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就我自己而言，祖籍杭州，生在重庆，却一生浪迹于南京、贵州、北京，显然是个漂泊者；但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又固守中国本土，当然也是坚守者。更重要的是漂泊心态与坚守心态，更是时时纠缠于心。而“漂泊者与坚守者”这一命名的提出，则是要揭示一种精神危机，这是我在退休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并不断提出的：我发现，我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一代，都存在着精神上逃离土地的趋向：对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样，漂泊者就走上了永远的精神不归路，坚守者也身在本土而心在远方，都失去了根，成了无根之人。面对这样的精神的，更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提出了“构建精神家园”的问题。可以说，我退休后的所有活动与写作，都是自觉的寻根之举。这不仅是个人生命进入老年期，必然要寻找皈依，更是有着全球化的深刻背景：全球化是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它不仅要求和国际接轨，追求统一和消抹差别，达到世界的融合，更要以差异性、地方性、本土性来支撑。就是说，退休后对地方、本土、民间的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不仅是出于现实的关怀，背后是有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眼光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生命和学术都进入了一个大视野，大境界，这或许是最值得珍惜的。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此后，作者在不同场合反复呼吁、强调。全书围绕教育、学术、民间思想、农村变革、社会思潮和鲁迅研究等主题展开条分缕析的阐述。这其实也是作者对自己一直坚持的教育、学术和民间活动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作者旁征博引，思想纵横捭阖，洋溢着思想的光芒，发人深省。作者所倡导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变革模式，其背后的理念不仅深刻，而且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本书在沿袭了作者以往著作风格的基础上，更结合当下的热点进行了剖析，是思想性、现实性兼得的力作。
作者简介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目录
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代前言）
辑一静悄悄的教育变革
3 做有限的可以做的事情
14 附：2012年9月8 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18 他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
24 共同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
30 打工子弟教育的意义和贡献
33 校园里没有诗意味着什么
辑二学术研究的新创造
39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48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前言
53 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
56 《幸存者言》自序
59 纪事
77 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85 当今的中国呼唤思想家、哲学家
90 “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
99 一本逼人深思的书
106 为历史作证
109 摆脱固定思维，用笨功夫做学问
辑三民间运动和农村变革
121 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137 寄语“第三届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的青年朋友
153 我的祝愿
154 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
159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
辑四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变革
167 大陆批判知识分子的困惑
170 面对“中国崛起”，我的警惕与焦虑
辑五开掘不尽的鲁迅资源
189 鲁迅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命运
198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214 “我们现在需要鲁迅”
220 《活着的鲁迅》自序
224 重新体认鲁迅的源泉性价值
229 鲁迅谈民国
234 “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
辑六精神流浪汉的历史命运
239 “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
245 努力地去“明白做人的道理”
249 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它的命运
辑七余论：短文集纳
257 且作一呼
261 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读后
262 戴明贤《物之物语》书后
263 龚姐，一路走好
267 寄语《星火》青年朋友
269 我的读后感
272 《周作人传》再版前言
274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魅力人物”获奖感言
后记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或个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
“相对于人民的力量，国家的权力逐渐变弱”。而中国大陆，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强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依仗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相对优势，对内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极大地加强思想和社会的调控；对外，无论是对台湾地区，还是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也大打经济牌，相信经济决定一切，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优势。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我们的活动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大陆批判知识分子的民众基础在哪里？韩国有强大的人民运动，是我早已知道的；而我必须提出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民众根基的问题。当下中国有三大民间运动：一是底层的维权运动，二是网络民主运动，三是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运动。
提出真假改革的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几乎无人不谈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因此，我们必须分清：每一个改革的口号和旗帜下，其动力是谁？它要达到什么目的？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中国的复杂性，就在于现在这三种力量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因此，也就有了出于不同动力和目的的三种改革。
我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经历，和我们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从事学术研究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言”。
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我的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相应的写作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命名。
（一）
1978——1989年，是我的第一个十年，是生命与学术的探索、开拓期。其代表作是《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其命名也只有一个：“历史的中间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的概念，直接来自作为研究对象的周氏兄弟，也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时代思潮、氛围相契合。
这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的觉醒与发现：身处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解放，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先验的前提的时代大潮里，既有一种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以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却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同时发现的是自身在学术上的尴尬地位：一方面学术发展的客观情势要求担当承上启下的责任，但因自身知识结构的先天缺憾而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在明确意识到能做、能达到什么，不能做、达不到什么以后，就有了对自己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基本估计，因而与鲁迅的自我认定产生共鸣：“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由此而决定了学术研究的自我惩罚性与反省性的品质。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还债，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因此，八十年代的思考与研究始终围绕两个中心，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二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由此而形成两个基本观念与立场：对任何时候、任何形态出现的专制主义，都坚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构成了我此后一生做人与做学问的底线。
同时产生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认定自己的学术与文化使命就是充当沟通“鲁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与“青年”（不仅是青年学生，也包括青年学者）之间的“桥梁”，不仅以极大的激情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以教师为自己第一天职，而且期待与促成后来者对自己的超越，并坚持一生。
另一面，又自觉地压抑自己的民间野性，渴望取得学院学术体制内的发言权，也因此而不断自责。
（二）
1990——1997年，是生命与学术的沉潜期。代表作也是三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在九十年代的时代政治低气压与经济的畸形发展中，我的思想由启蒙主义进入了怀疑主义的时期，可以说是潜入到了时代、社会、历史与自我生命的深处，对其中的观念，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省、反思，同时又在质疑中坚守精神追求与学术创新。
这一时期也只有一个命名：“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首先是一个自我发现：青少年时代在一个封闭的，却又是充满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成长，由此而养成堂吉诃德的气质，以及曾经受到压抑，在八十年代重又唤醒的哈姆雷特精神，构成了我自己这一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九十年代的这一次的自我发现，是发生在国际苏联、东欧事变与国内政治风波的大背景下，是围绕着“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中心课题展开的，因此，它的着重点，必然集中于对堂吉诃德精神与气质中的负面的反省和反思，对乌托邦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启蒙主义、精神皈依、斗争哲学、追求“历史合题”的哲学观、世界观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质疑。可以说，这是哈姆雷特精神的复活、坚守与发展。或者说，是用哈姆雷特精神进行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并且具有深度的思想清理，而且是紧密结合着自身的经历和生命体验进行的，因此，这又是一次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是对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挣扎，它既有血有肉，又力图有所超越，成为存在论的追问。对我个人而言，这还是和曾经的精神之父毛泽东终于到来的告别。因此，同时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与体制的质疑和批判。而这一切反省和反思，又转化成了专业的学术课题：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两个文学典型在世界范围内的东移；同时具有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的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曹禺的个人生命、戏剧生命的历程；1948年历史巨变中，中国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们的艰难选择。我所要追求的，是思想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这是一个思想与学术难题，也因此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之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并收获了“丰富的痛苦”。
（三）
1998年——2002年，这是我的生命与学术的突围期。它发生在两个背景下：首先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经济改革，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逐渐显露出了其内在矛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以新权贵阶层为中心的强势利益群体，以及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而知识分子也因此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变化：在终于取得了学院学术体制内的发言权的同时，内心的自责与孤独感却日见强化。特别是当整个知识界，特别是我视为精神基地的北大，发生了失精神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危机，曾经被我自觉压抑的内在野性、民间性，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就爆发出来，并和学院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我终于决定要破门而出，在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中扩展思想和学术发展的新空间，重新回到民间社会寻找新的精神基地，形成上、下的互动。因此，在自我生命的历程上，这又是向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这样，也就必然要搅乱多年苦苦追求，并且已经习惯了的单纯的学者的宁静生活，将自己放在时代漩涡中心的位置。这是我的自觉选择，也就自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麻烦、混乱，尴尬与痛苦。在失去单纯和宁静以后，我的自我命名，也就变得复杂起来，大概有四个命名。
首先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我曾经说过，就自己的本性和所受家庭教育而言，我是最醉心与适应教师和学者生活的；但我受的革命教育、鲁迅影响、在贵州的底层生活、文革经历，和我的易冲动的个性，又有当战士的欲求。因此，在我1978年走上学术道路时，就面临“做学者，还是当战士”的矛盾。在经历了纯粹学者的生活以后，九十年代末重新面对这一矛盾，就有了更为成熟的选择：依然是从鲁迅那里找到资源，所谓“精神界战士”，他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事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战士，他所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所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这样，学者与精神界战士之间就获得了内在的统一：同样以精神现象作为自己的对象，学者从事学理的探讨，历史的考察；而精神界战士则关注现实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后者则将前者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力量。我所希望的，就是把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功能集于一身。
其二，是“真的知识阶级”。这首先是出于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两个自我反省。一是对中国社会的两级分化，我应负什么责任的追问。我不无尴尬和愧疚地发现，自己和中国的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自下而上的单一的改革路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十数年来，我们事实上是处于自恋与自怜状态，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社会职责，甚至日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欲求和能力。与此同时，我又反复追问自己：在自我生命和学术发展的前两个历史时期，努力摆脱革命意识形态对自己的消极影响和束缚，自是十分必要，但是不是又发生了“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的失误？正是在以上两个痛苦的追问中，同样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里的，革命年代所培育的，又为历史的血腥所歪曲与遮蔽了的精神，经过批判、清理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浮现出来，诸如消灭一切人压迫、奴役、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强烈的社会实践欲求，等等，都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得到激活与释放。这正是我1997年决定突围的内在原因。
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大分化，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更是把时代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正是在以上内在生命的需求和外在环境的变化推动下，我对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既是对研究对象鲁迅的发现，也是一个新的自我发现。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有两个基本内涵。首先是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作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其二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可以说，在中国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内部分化中，我终于在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一方面，我将永远站在强权政治和体制（不管它们打着什么旗号）的对立面，不管中国如何发展，在任何时代与社会，我都将处于边缘位置。我承认，这是由我内在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彼岸关怀，无政府主义倾向所决定的。同时，在现实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结构里，我将拒绝充当国师、幕僚、智库、社会反抗运动组织者、骨干、领袖、导师的角色，而坚持以个体介入的方式，从自己的理想、信念出发，以鲁迅的韧性精神，不断发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并做力所能及的基本的思想、文化、教育建设的小事情，同时，又清醒于自己的思想、行为的限度和局限，只顾耕耘而不问收获。
在确定了这样的基本立场以后，我又给自己两个命名。一是“幸存者”，这就是在本书《自序》里所说的，以躲过历史浩劫，而又具有一定发言权的学者应有的历史责任感，书写被强迫遗忘的历史，挖掘被淹没的历史精神。二是“思想者与实践者”，在思想者的不妥协的批判与实践者的必要的妥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思想者的“想大问题”与实践者的“做小事情”结合起来。这一时期的社会介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就是先作为教育思想者，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尖锐的批判，以后又作为实践者亲自主持编写《新语文读本》，并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学的理论探讨和建构，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在这两方面，都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写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学术随笔，如《压在心上的坟》、《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等，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使影响超过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学术研究在第二阶段曾经走出以后，又回到了周氏兄弟这里。代表作是《话说周氏兄弟》、《和鲁迅相遇》，以及《走进当代的鲁迅》里面的几篇论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对现代化诸问题的历史回应》、《鲁迅与20世纪中国》等）。这一时期周氏兄弟研究的重心转向鲁迅，而且对九十年代提出的思想、文化问题有更自觉的回应。其重点在发掘和阐释鲁迅的核心思想和概念：一是“立人”，由此而展开鲁迅对建立中国“近世文明”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思考；二是“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由此展开鲁迅对知识分子道路的独特探索。所追求的依然是学术和自我、时代精神与问题三者之间的契合。
（四）
2002年退休以后，自我生命和学术才逐渐达到进退自如的境界，进有新的开拓，退则自有坚守。我曾经多次说过，退休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解放。首先它使我在最大限度上摆脱体制的限制，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同时又摆脱了专业的限制，可以自由突进到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当中国在职的学者越来越陷入体制化与专业化的学术与心灵的桎梏，并难以自拔时，我却获得了相对的，当然也是有限的自由。我甚至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而我在前一阶段所作出的“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和“真的知识阶级”的选择，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有限度的实现。我在退休以后，作出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自觉地从学术中心位置退出，远离学术界，远离北大，对所有学术的，社会的，政治的群体，都保持距离，真正将自己边缘化，同时以纯粹个人的身份，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意愿，参与社会、学术、政治活动，并保持最大的独立性，竭力维护随时可以介入，又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掌握好若即若离的度。
正是在退休以后，我的社会关怀得到了新的扩展。主要有四大块。其一，前一时期已经开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自下而上的参与，不但有新的深入，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倡导和实践，更有全面的开拓：由中学进入小学，由城市进入乡村，由学校教育进入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在实践的基础上，又作出了理论的探讨与创造，写有《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做教师真难，真好》、《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等三大著作。其二，主动参与了对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推动，并进行了志愿者文化的理论创建，写有《致青年朋友》等著作，在志愿者和当代大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和八O后、九O后的青年建立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联系。其三，以贵州为基地，通过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推动，参与西部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其四，以思想、文化、学术随笔，以及时事政治评论的方式，对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回应，作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不少文章都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除五部《退思录》外，还写有《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一书，这是可以看作是对于时代的现场记录的。
我自己最为看重，也用力与用心最多的，是学术研究。尽管基本退出学术界活动，但对自己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的热情不减，写有《鲁迅九讲》、《鲁迅作品十五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钱理群讲学录》、《论现代文学研究》等专著，在研究视野与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显然有了重大转移，即由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了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三大重要成果：已出版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开创了民间思想史研究的全新领域；在大陆、台湾两地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新的尝试；刚完稿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行新的创造性的实验之作。
退休以后的以上所有的活动与写作，无论是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志愿者运动，参与地方文化研究，还是开拓民间思想史研究，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自觉地加强了自我生命与学术研究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于是就有了“漂泊者和坚守者”的自我命名。所谓“漂泊者”，即是远离本土，在远方发展；而“坚守者”则固守本土。这本是人的两种生命形态，生命选择，也是两种心理欲求，事实上是并存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就我自己而言，祖籍杭州，生在重庆，却一生浪迹于南京、贵州、北京，显然是个漂泊者；但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又固守中国本土，当然也是坚守者。更重要的是漂泊心态与坚守心态，更是时时纠缠于心。而“漂泊者与坚守者”这一命名的提出，则是要揭示一种精神危机，这是我在退休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并不断提出的：我发现，我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一代，都存在着精神上逃离土地的趋向：对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样，漂泊者就走上了永远的精神不归路，坚守者也身在本土而心在远方，都失去了根，成了无根之人。面对这样的精神的，更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提出了“构建精神家园”的问题。可以说，我退休后的所有活动与写作，都是自觉的寻根之举。这不仅是个人生命进入老年期，必然要寻找皈依，更是有着全球化的深刻背景：全球化是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它不仅要求和国际接轨，追求统一和消抹差别，达到世界的融合，更要以差异性、地方性、本土性来支撑。就是说，退休后对地方、本土、民间的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不仅是出于现实的关怀，背后是有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眼光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生命和学术都进入了一个大视野，大境界，这或许是最值得珍惜的。
2010年11月4日——5 日
